碳中和意味着什么 新形势下环保企业怎么走

编者按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时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拿出抓铁有痕的劲头，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

　　此次会议明确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基本思路及主要举措，对接下来的工作方向和重点予以了明确。路线图和时间表都已经确定。可以预见，在“十四五”期间，作为支持绿色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碳达峰、碳中和将迎来各方的重点布局。

　　业内普遍认为，要实现碳中和目标，我国整个经济社会体系都需要发生根本性的转变，金融系统也不例外。那么，碳中和对于金融管理部门、金融机构、消费者，到底意味着什么？“完善绿色低碳政策和市场体系，积极发展绿色金融”将如何推进？为了深入分析研判这些接踵而来的热点问题，本报特别约请四位业内专家，与记者以对话的方式展开讨论，从金融角度深度解析“碳中和”。

对经济发展意味着什么——

碳中和与经济发展如何实现双赢？

　　《金融时报》记者：从国际经验来看，大部分发达国家在1990年就已实现碳达峰，承诺的碳中和时间多数在2050年。也就是说，发达国家普遍预留了60年的时间，来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而我国作出的承诺是用发达国家一半的时间（30年）从碳达峰实现碳中和。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同时我们也看到，我国在此时提出碳中和目标，是基于对科技发展的预期和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入思考之后，慎重作出的重大战略决定。从国际角度看，新冠肺炎疫情强化了全球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全球有120多个国家和欧盟正在努力实现到2050年温室气体净排放为零的目标。从国内角度看，实现碳中和本身也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且与我国秉持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高度契合。

　　然而，市场普遍关注到，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正处在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能源消耗为碳减排行动带来挑战。那么，我国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作出的调整是否会影响经济增速？碳中和与经济发展可以实现双赢吗？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王遥：

　　实现碳中和这一目标任务的确十分艰巨，而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碳减排这一对“矛盾”，唯一的办法是，我国的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等都向低碳深度转型。

　　以能源结构为例，目前我国化石能源占比高达85%，其中煤炭占比为57%，要实现2060年碳中和目标，化石能源占比要降到15%甚至10%，非化石能源占比要达到85%甚至90%，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变化，需要付出许多努力。

　　回顾人类现代经济的发展，每一次科技革命无不是能源和通信技术的革命，而每一轮的科技创新都会令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后发优势”更为明显。目前来看，我国在光伏发电、风力发电、新能源电池等领域已跻身全球前列，而且都具有全产业链优势。可以说具备了实现碳中和的技术条件。

　　我国明确提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具体时间表，意味着转型的路径已经清晰，极大地降低了新能源、新技术投资的不确定性，大量市场化投资的进入，会加速绿色能源、节能降耗、碳捕捉、碳中和等技术进步，进一步降低碳中和的难度。碳中和承诺也将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真正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对消费者意味着什么——

消费成本是否增加 消费者如何主动参与？

　　《金融时报》记者：面对碳中和这一目标，普通消费者关注的是，这会对其日常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在选择是否购买更加绿色的产品时，他们考虑得更多的是，消费的成本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实际上，消费者偏好不仅决定了自身的行为方式，而且对生产决策也会产生引导和制约作用，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决定性因素之一。碳中和目标的实现需要从两方面发力，一方面是从生产端减少碳排放；另一方面是从消费端引导消费者进行绿色消费。

　　除了更加深入地践行绿色消费外，事实上，个人投资者已经被允许参与碳市场交易。根据《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交易主体不仅包括重点排放单位，也包括符合国家有关交易规则的机构和个人。2021年1月，全国首个碳中和垃圾分类站落地四川成都，居民可以投放自己日常产生的可回收物，通过回收抵消碳排放量，还能获得收益。

　　您认为，消费者行为是否会因碳中和目标的提出而发生改变？未来，个人又将如何参与到助力碳中和目标实现的过程中？

　　德勤中国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主管合伙人谢安：

　　从短期来看，碳减排对企业而言意味着额外的碳成本，这些成本最终会转嫁到商品价格上，碳中和的最终买单主体主要是消费者。但从长远来看，通过对消费者进行碳约束，减少其对高碳商品的支付意愿，能够引导企业通过改进技术和创新工艺来减少碳排放，同时降低其他相关的减排费用。因此，碳中和将带来更经济、更清洁、更安全的能源结构，消费者也将受益于碳中和。

　　此外，可以从碳普惠机制的角度来理解碳中和对于消费者的影响以及消费者如何参与。碳普惠是普惠金融的衍生，是为给市民和小微企业的节能减碳行为赋予价值而建立的激励机制。依托碳普惠平台，公众的低碳行为可以量化为减碳量，并转化为相应的碳币。消费者用碳币可在碳普惠平台上换取商业优惠、兑换公共服务，也可进行碳抵消或进入碳交易市场抵消控排企业碳排放配额。

　　实际上，近年来，我国消费者对于低碳行为的热情十分高涨，很多地方试点的碳普惠平台和产品吸引了大量消费者自发参与。碳普惠也写入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可持续性计划》，鼓励消费者积极参与低碳冬奥。

　　2020年，广州碳普惠平台正式上线，用户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低碳行为可以转换成碳积分，兑换商品或者折扣券，部分行为碳减排量经核证后还可进入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进行交易变现。可以预见，随着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我国碳市场将进一步完善，碳价值将逐步提升，未来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个人通过碳普惠等方式参与到碳市场中来。

对金融管理部门意味着什么——

碳中和相关考核力度会加大吗？

　　《金融时报》记者：据市场机构测算，在碳中和愿景下，我国所需要的绿色低碳投资规模或在百万亿元人民币以上。毫无疑问，其中绝大部分需要通过金融体系动员社会资本来实现。如何引导巨量金融资源流入绿色低碳发展领域，是摆在金融管理部门面前的课题。

　　不少业内专家认为，“绿色金融标准”和“激励约束机制”或是两个重要抓手。

　　毕竟，只有在标准体系设置完善的背景下，金融机构才能根据相应标准体系开发气候友好型的绿色金融产品，引导资金流向低碳减排项目。但目前我国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与碳中和目标不完全匹配，绿色信贷标准、绿色产业目录等尚未做出完全符合“净零碳排放”要求的调整。以碳中和目标为约束条件，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将是监管部门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而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则主要是为了解决商业银行支持绿色项目的积极性问题。由于绝大多数绿色项目融资期限长，而商业银行负债期限短，流动性不匹配，构成了金融资源顺利进入绿色低碳领域的障碍。因此，对商业银行的激励性措施备受市场期待。

　　下一步，哪些激励机制有可能被纳入金融管理部门的考虑范畴？对金融机构绿色金融的评价考核力度是否会加大？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

　　期限错配的确是绿色融资的痛点问题。目前来看，货币政策操作将绿色信贷纳入了合格抵押品的范围，部分地方还针对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出台了地方的贴息政策，这些都对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绿色金融还可以参照普惠金融的相关扶持政策，使定向降准惠及绿色信贷，为绿色项目提供长期、低成本的资金支持；或者在LCR（流动性覆盖率）和NSFR（净稳定资金比例）两大流动性指标计算中，降低绿色项目对流动性消耗的权重，从而解决很多绿色项目融资期限长、银行资产与负债流动性不匹配的问题。

　　此外，近年来，市场上对于降低绿色融资风险权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根据市场实践，从2013年我国开始有绿色信贷统计制度以来的8年中，每年统计的绿色信贷不良率大致只有信贷总体不良率的25%左右。从这个角度看，银行给绿色项目提供的信贷融资实际上具有较低的信用风险，对其设定更低的风险权重符合风险资本管理的内在要求。

　　与降低绿色信贷的风险权重相呼应，绿色债权则可以考虑在破产法中优先受偿。这相当于提高了绿色债权的优先级，能够显著降低绿色资产的信用风险，使得绿色资产成为更加安全的资产。

　　下一步，金融管理部门或将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评估体系（MPA），把绿色信贷业绩评级和未来细化的气候相关业绩评级纳入MPA当中，激励金融机构业务向碳中和目标倾斜，以制度创新激发绿色金融内生动力。